萬曆十五年的讀後感範文參考
說來慚愧，《萬曆十五年》這本寫於1978年、1982年即在大陸發行並引起強烈反響的書，我在93年、94年才知其名，95年才得於一觀。
記得在《書屋》雜誌上有一篇謝冕先生的文章，談到自己喜愛的書，其中就有《萬曆十五年》，並且他還強烈推薦大家一讀。當時年輕，讀書甚為偏狹。雖然有先哲的教訓說：“讀史使人明智”，又有偉大領袖因為通讀歷史而明瞭人事國情進而因地制宜因勢利導終掌國柄的故事，但我早有成見，以為歷史不過是零碎事件的堆積，是用來尋找論據的故紙堆，以為研究歷史不過就是乾嘉之學，加上中學大學學習《中國革命史》帶來的後遺症，所以對歷史書望而卻步、敬謝不敏。
除了幾本我黨領袖發家史，為了獵奇;范文瀾的幾本《中國通史》隨便翻翻;一本韋爾斯的《世界通史》，作為培養大局觀而用;一本《史記》當作“無韻之離騷”的散文讀;一本《東周列國志》還只能稱為歷史小說;幾本新舊《唐書》是為了和《唐才子傳》、《唐詩故事》兩相參照。當時自己的感覺是：正史太凌亂瑣碎，而歷史小說又太淺顯無意味;將來也許會讀一些歷史書，但那也是為了更好的尋找論據和利用論據;總之，歷史書給我的閱讀體驗是很差的。既然看到謝冕先生的推崇，自然心中多了一分留意。恰恰自己所在的學校圖書館小，裡面竟然找不到這本書，新華書店裡也未見到。大半年過去，遍覓不得，好奇心漸漸淡去。
95年一次千里訪友，途經一小鎮，適逢大集，隨眼一掃，竟然在一不起眼的舊書攤上發現此書，急忙買下，正是三聯書店的正版書。如此巧遇，實是有緣。那一次的閱讀體驗是強烈的衝擊：原來歷史書可以這麼寫，原來歷史可以是這個樣子。這種震驚和耳目一新的感受相信很多人有過。此後這本書便留於枕邊，時時閒翻，每每給人新的感觸，但因為煩於冗務，對此未能深究。現在看來，感觸只是感觸，還是風吹即散的胡思亂想，真辜負了當時眼界為之一開的欣喜若狂的感覺。
這本書改變了我對歷史書對歷史的看法。
歷史是枯燥無味的，是隻需要背一背的課程，相信這是很多人從中學時代得來的印象。
翻翻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帝王將相，如果不是看看故事，尋些典故，學點立身處世的狡黠，誰還會將它看作歷史專業書籍以外的讀物呢?通過淺翻，我對歷史的模糊印象一直是：歷史不過是一些事實的簡單堆積，是對歷史史實的冰冷客觀的描述，是陳腐的，無趣味的。
這種從受過的歷史教育、從國內歷史書籍中得出的印象，如果不是機緣巧合看到一些外國的新鮮的東西，很難想象歷史也可以寫心態、寫文化、寫地理並且寫得鮮活。
對個人對社會對國家，需要歷史教育嗎?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那麼歷史教育的目的是什麼呢?僅僅是為了讓我們知識結構不致欠缺，掌握一些應知的歷史史實?還是使我們明瞭老祖宗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強所謂的民族自豪感?
答案當不應如此，“讀史以明智”(李世民)、“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列寧)、“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克羅齊)、“從歷史中尋求歷史之教訓”(陳寅恪)、“不瞭解一國之歷史則不配為一國之國民”(錢穆)，我們當應從歷史教育中鍛鍊我們的史識，明事理，切時用，而不是學些常識，記幾個知識點。
目的決定手段，我們應該進行怎樣的歷史教育?研究政治史，滿眼的帝王將相，充斥的是主要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意義是耳熟能詳的陳詞濫調。這種乾癟枯燥的歷史教材又能夠讓我們提高多少洞察力呢?早在1912年美國曆史學家J·H·魯濱遜就提出：要衝破以政治史研究為中心的傳統，擴大歷史認識的視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興亡，小到描寫一個最平凡的人物的習慣與感情”;法國的年鑑學派更是極大地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域。歷史人類學、人口史、社會史、生態文化地理史、心態史以及計量史學、比較史學等，在年鑑學派的研究中得到廣泛的應用;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詳盡的探討起文明由生到亡的發展歷程;英國史學家G·巴勒克拉夫提出了“全球歷史觀”……
這些二十世紀初的史學革命在西方早已如火如荼，但似乎一點也沒有反映到我們的歷史教育上，依然巋然不動波瀾不驚的是僵化的八股，乾癟的教條，使人望而生煩。這些豐富多彩的內容也許在歷史專業裡面不算什麼，但是似乎對國內的普通讀者卻一直圈著高牆，沒有幾本普及讀物涉及這片萬紫千紅勃勃生機的花園，似乎歷史普及只限於“戲說”、“帝國”、“王朝”之類披著歷史外衣的現代劇。
僵化的思想侷限了人們的視野，這可以算作一個原因。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消磨了歷史學者的個性和勇氣，是他們對歷史學方法缺乏反思和創新精神，因而造成歷史學著作的死氣沉沉。而另一方面，故作高深的理論和生硬搬用的各種術語，又刻意給學術著作和論文壘起高牆。
學術著作似乎和自由活潑的文風勢成水火，文字生動流暢受廣大讀者喜愛的就沒有學術價值，而那些佶屈聱牙只能由少數人看懂得才是學術著作。這種刻意營造的涇渭分明的界限，似乎可以遍見於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各領域。
同時，作繭自縛故作清高的虛榮和自由思想揮灑文字能力的欠缺，使歷史學者們鄙視通俗寫作，因而也造成了高質量通俗歷史讀物的缺乏。我們能夠面對的要麼是乾癟乏味，要麼是胡編亂造，也就漸漸消淡了對歷史的興趣。讓“普通大眾”所接受與學者的學術志向就必然存在著價值取向上的不同嗎?歷史學一定要與人們的現實生活嚴重脫節嗎?歷史學家可不可以具備一些在社會上傳播歷史真實的責任感和緊迫感呢?
同時我被《萬曆十五年》打動的還因為作者的鮮明的時代感和強烈的現實關懷。歷史研究不僅僅是具體的史實考據，一個真正的歷史學家是不會僅僅滿足於鑽在故紙堆裡皓首窮經。義大利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每一個時代的歷史學家，都註定會有其自身的價值判斷和對時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會依據自己所認定的進步或腐朽的標準來看待歷史，並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種他認為對社會有利的圖式來選擇、安排和強調他研究的題材及其事實材料。
偉大的史家大都是基於現實關懷而思考，並研究和總結歷史的。司馬遷之所以能夠成就具有深遠影響的歷史鉅著《史記》，就在於他首先是極具思想性的社會人，對現實有著深切的體察和憂慮。司馬遷之“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清楚地反映出其研究歷史的志向所在。
修昔底德之所以能寫出不朽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也正在於他立志要“擎起歷史的火炬，引導人類在摸索中的腳步”，決心通過正確總結歷史，來創造正確預示未來的重要途徑。通過其在著作中對民主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公開頌揚，我們更能夠體會到他對現實社會的深刻關懷，和建立在這種關懷基礎上的思想的前瞻性。
通過《萬曆十五年》我們也同樣可以看到這一點。作者擷取一個斷面，仔細析清當時社會脈絡，深刻剖析其經濟社會結構，所為的不過就是為了揭露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反而保護落後經濟以維持王朝的安全……等種種體制上的弊端，其目的還在於通過“技術的角度”、“數目字管理”，為中國發展尋出路。且不論他所提倡的“中國革命的的目的，無非跟隨著世界趨勢，以商業組織的辦法，代替昔日農業生產方式裡以多數小自耕農為基幹組織的辦法，使整個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是否絕對正確。為什麼現代型的經濟體制不能從傳統社會的架構中脫胎出來?以現代商業組織代替傳統的農業組織其具體過程究竟是怎麼回事?這些問題的剖析已經激發了我們的共同的思索。
《萬曆十五年》像一扇窗，打開了我的視野。通過《萬曆十五年》及隨後讀到的一些有關歷史的書籍，我明白了研究歷史有多種角度：不僅僅是那些帝王將相的歷史，也可以涉及平凡人物的心態和性格;對歷史事實，不僅僅是說明“是什麼”，也能夠通過分析和剔別，說出“為什麼”;不僅可以是自上而下的個別人物的歷史，也可以是總體的社會的歷史，“從底層向上看的歷史”……我知道了歷史的另外一種寫法，可以寫的生動流暢活潑有趣。只是可惜，這種型別的書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