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讀後感2000字

首先這不是一篇嚴格意義上的《萬曆十五年》的讀後感，因為我更想讓它突破“感”的限制，去追求“思”的力度。但是，我自知才疏學淺，就一問題論述尚且困難重重，更不用說像黃仁宇前輩那樣的“大歷史觀”。那應該怎麼來寫這篇文字呢?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在聽百家講壇酈波老師的《風雨張居正》時，心裡一直都有一個困惑,那就是，明朝的君主專制得到了空前的強化，為何君主在執政的時候反而遇到更大的阻力,明朝多諍臣，往往不懼貶職和牢獄，也要與皇帝據理力爭。這一困惑此時卻給了我一些靈感——雖然這些靈感都是散亂無章的。但至少有一些東西可說，於是我覺得，可以從這裡寫起。

從秦始皇確立中國的帝國體系後，中國的政權成為了由君主專制主導的的行政體系。後經漢、唐、宋等朝代的完善和改進君主專制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與強化。中國的封建制度持續了兩千年之久，成為回顧往事的人們所必須直視的。

黃仁先生在《萬曆十五年》裡寫道：“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萬萬十五年，全年並無大事可敘。”而在西方“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服英國的前一年。”於是我對於這種比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萬曆十五年往前和往後再看一百年，我們就會發現一些有趣的事。

1487年，明憲宗去世，明孝宗朱祐堂即位。在執政期間稱為“弘治中興”，這一年同時也是迪亞士開始新航路開闢的的第一年。而在1687年，康熙皇帝正值盛年，平三藩收臺灣的功業已經完成，而同年牛頓發表了他的鉅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預示著一個時代將要到來。

拿中國與西方作比較不是的想要貶低我們過去的歷史，在我看來正視這一段歷史是需要勇氣的。而勇氣來自哪裡？一者在於良知，二者在於思考。中國過去的歷史，寫在書面上，用文字表達出來的，大多除了帝王就是將相。因此整個中華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君王將相的歷史，這是一個不能逃避的事實。在與西方比較一番之後，我們自然能看到，君主專制已經嚴重阻礙了帝國的前進。

但是如裡把這種歷史滯留僅僅歸咎於君主專制，則是不負責任的。在我看來，我們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其實是君主專制，文官專政。在這裡我擅自加上了“文官”這一群體。而在此之前我便有過這種想法端倪，而《萬曆十五年》更是增強了我的信心。對於文官集團的思考和認知，便成了這篇讀後感所要敘述的內容。

文官制度是中國國情的產物。我們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為小農經濟，以農業為支撐的經濟局面讓我們看到，儘管這個帝國依靠著數量極其龐大的農民而得以存在，但帝國的權力行使卻從未落入到農民手上。一方面，農民階級有著難以避免的劣根性和侷限性，無論是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張角的黃巾起義，還是後來的一系列起義，如果沒有獲得地主階級的支援，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地主階級又怎麼會支援農民的起義呢？

另一方面，農民的文化水平不足以讓他們能夠掌管帝國。我們這個帝國地域寬廣，社會複雜，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化等各方面都需要專業的管理，這也是為什麼一些農民即便起義取得成功也無法長久的原因。

所以在我們這個帝國形成的時候，即秦始皇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皇帝時，李斯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皇帝的宰相”。伴隨著君主專制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套文官體系。小到地方官吏，大到宰相權臣，都是文官集團的一份子，都在協助著皇帝管理著這個帝國。

因為整個中國的封建歷史都是地主階級的時代,皇帝正是最大的地主階級。而地主階級在不同時期又是以不同的群體登上歷史臺的的。讀後感秦漢時期，由於還帶著一些原始的世襲色彩，貴族地主階級依靠血緣成為了統治階層的主力軍；魏晉南北朝出現了“九品中正制”，形成了以門閥和家族為基礎的士族地主階級；隋唐以後隨著科舉制的確立和完善，“學而優則仕”的讀書做官成為統治階層最正統也是最有效的途徑，庶族地主階級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而歷史則證明,庶族地主階級是人數最為廣泛，基礎最為牢靠的群體，唐太宗的“天下英雄盡入我轂中”則是一個較為有力的證據。皇帝企圖將文官體系納入自己的掌控中，只能採用“此消彼長”的方法。一者加強自己的君主專制，但這一種方法過於僵硬，而且還有一定的弊端。

如果皇帝成為首腦，那麼掌握決策權的他，在加強自己權力的同時，也會給自己增添不少的麻煩。比如工作的繁重，效率的降低，決策的失誤等等。就拿朱元璋來說，雖然直接廢除了宰相制度，實現了大權在握，但付出的代價則是“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大量的工作也使得這位皇帝成為歷史上最為“辛苦勤勞”的皇帝之一。

比起獨攬大權，對文官集團進行的分權制衡顯得更加聯明和有效，如漢武帝時期的內外朝制度，唐朝的“三省六部制”等，分權的好處在於防止某一文官機構權力膨脹，對君主專制造成威脅。而制衡則力君主專制的提供了足夠的保證。

之所以說這麼多的君主專制，因為在我看來是很有必要的。文官制度是與君往制相臣映襯的，文官專政的前提是君主走制，君主專制也是文官專政的保障。分權制衡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君臣之間的問題，但它卻始終無法改變一種局面：文官集團的權力並沒有被削弱，制衡也只能是特定權力上的制衡——倘若文官集團在某決策上達成了高度的共識，那制衡便起不到作用了。而讓這一集團達成共識，既需要利益的重合，也需要價值觀上的趨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