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讀後感2000字

導語: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下面是本站小編收集整理的關於《萬曆十五年》的讀後感，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範文精選【1】

這是美籍華人學者黃仁宇寫的一本好書，1979年首先在美國出版，並多次重印。我是在閱讀了王小波的“不新的《萬曆十五年》”一文後，才上網購得此書閱讀的。在讀書中，通過書裡提到的文章和人，再去找自己有興趣的書來讀，這種是我自稱為“順藤摸瓜”讀書法。由於這個讀書法，我最近重點購買了一些“讀書筆記”類的書籍來閱讀。

《萬曆十五年》是一本歷史學範疇的書。在我的讀書目錄裡，應該是文(文學)、史(歷史)、哲(哲學)三類為主。在閱讀一個人的著作前，最好先閱讀他的傳記或者簡介，這樣，才會對作者寫作的立場、背景、動因等有一個初步的瞭解，有利於自己對作品的理解。這個也是我自稱為“摸清背景”的第二個讀書法。由於這第二個讀書法，我也購買了比較多的人物傳記來閱讀。

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無不成為以德替法制度的犧牲品。黃仁宇先生認為：中國兩千年來，以德替法制度，到明代為極限，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

本書告訴我們在以德替法的封建專制制度下，為民、為官之人是沒有保障的。因為帝王維護或保護的不是他的子民，而是他的統治地位。為了帝國的傳承，帝王可以犧牲一切，包括所謂的“德”。“德”字何解，就是執法公正不阿，待人謙虛，對朋友不分高低官職。對底下臣民則應該視如兒女，這就是君王所要有的“德”。

沒有保障的為官之人整天就遊手好閒，吃喝玩樂，沒有保障的為民之人不屑為朝廷盡忠，在異族的鐵蹄下，明帝國最終灰飛煙滅。我想一個國家的潮起潮落不全在於國主，民眾才是最重要的，俗話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想讓船跑得快，水才是關鍵。順勢的話，朝廷會發展和快，逆勢則會慢，嚴重的話船也保不了。最後，大臣們的貪福之心也因此破滅，居民們的生活保障就得看下一個君王了。

通過讀書，我要建立起自己的讀書方法和閱讀書目體系。

再來談談《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吧。全書以萬曆十五年(公元1587年)為歷史時間的橫斷面，然後講述了與這個橫斷面有關的六個人物――一個皇帝(萬曆)、兩任元輔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一個模範官僚(海瑞)、一個傑出孤獨的將領(戚繼光)、一個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最後，從作者的大歷史觀得出結論：1587年，即萬曆十五年，表面上無事可記，然而四海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國崩潰的隱患早已埋下，所以，書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劇性結局(皇帝也不例外)，故萬曆十五年的歷史，也是失敗的歷史!

讀了這本書後，引發了我的另一個思考，就是我們現在一再提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究竟我們民族歷史那個階段、那種機制值得我們驕傲，更值得我們在當今列強環伺的國際形勢下提出“復興”的口號?如果說中國的漢唐盛世值得我們後人“復興”，那麼，萬曆十五年的悲劇，不是由漢唐而來的嗎?

希望通過閱讀更多的歷史書籍和做歷史的思考，能對以上問題做出解答。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範文精選【2】

《萬曆十五年》的英文版書名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翻譯過來即為：“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衰退的明朝”。然而就是這無關緊要的一年，當中看似微不足道的細枝末節串聯起來，也足夠使顯赫一時的明王朝幾百年來的統治付之一炬。

黃仁宇一貫的“大歷史”觀點：從小事件看大道理，敘事不妨細緻，但結論卻要看遠不顧近;從長遠的社會、經濟結構觀察歷史的脈動;從中西的比較提示中國歷史的特殊問題;注重人物與時勢的互動作用、理念與制度的差距、行政技術與經濟組織的衝突，以及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分合。

書中貫徹始終的'觀點，是對古代中國以道德代替法律的批判，明朝時期的社會形態，上至朝廷的文官集團大而無當，下至成千上萬黎民百姓，其中三個最基本的組織原則即為尊卑男女老幼，全無政治法制人權的半點蹤跡。與此同時國際社會正在發生著深刻而長遠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區別就是現代先進的國家以商業的法律作為最高層機構及低層機構之間的聯絡，落後的國家則以舊式農村的習慣及結構運作作為行政統治的基礎。道德的力量維持尊卑有序的格局。在繁複的社會事務面前，政府不斷通過強化道德的觀念作為處理問題的手段，將本該用法律解決的問題歸結到道德上去，不免產生無盡悲劇。?0?2

因此，1587年，明萬曆十五年的中國，談不上風雨飄搖，也不能說是病入膏肓，在這無關緊要的歲月裡，有灰心朝政的當朝皇帝;有變法失敗的前任首輔;有維持現狀的現任閣僚;有無人效仿的模範文官;有知音難覓的優秀將領;還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瀾不驚。這些看上去無足輕重的小事正猶如千里之堤上微不可見的蟻穴，正一步一步蠶食著這個外強中乾的帝國。

活著的祖宗

萬曆皇帝9歲即位，20歲親政。至1587年，年僅24歲的他已經登基馭宇長達15年，在長達11年的時間裡年幼的萬曆皇帝根本無力支撐起如此龐大的帝國，這其中除了首輔張居正和“大伴”馮保的決策輔佐之外，完備成熟的文官集團成為維持帝國運轉的中流砥柱。長此以往，大權旁落，皇帝的職位只是一種適應社會需要而產生的機構，漸次退化為權力的象徵，在諸多事情上無法與強大的文官集團抗衡，萬曆皇帝越來越清晰的意識到即使自己貴為天子，也不過是一種制度所需要產物，一個空具形體的傀儡。這一矛盾最終在立國本的問題上集中爆發。

雖然萬曆皇帝想依據自己的意志立儲，但他又深知即使自己作為皇帝，也無法挑戰千百年來繼承的長幼之序。由於無法立自己最寵愛的妃嬪鄭氏之子為儲，萬曆索性把立儲的問題束之高閣，消極怠政。書中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了鮮明的看法——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書中的倫理作為主宰。”然而自詡“倫理道德”化身的文官集團又寄希望於皇帝的德行而不是實權對國家的治理產生積極影響，這漸漸將皇帝對政事的熱情消減為零，與其沉浸在幾乎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都難以實現的痛苦中，不如選擇無為而治，這種怠政無疑是他對朝堂上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但這種報復最終導致了一個朝代的沒落。

萬曆皇帝在不足20歲時便開始為自己修建陵寢，也創造了長達幾十年不上朝不接見朝臣消極怠政的記錄，一個年輕的皇帝沒能把自己的創造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它的個性和一腔熱血也無從發揮，反而被半信半地引導進這烏有之鄉。萬曆皇帝並不缺乏清醒和機靈的頭腦，然而他欣然接受了這精神上的活埋。

世間已無張居正

歷史上對於張居正的評價褒貶不一，有人說他是歷史上偉大的改革家，對於萬曆皇帝而言，亦師亦父。他才華橫溢，敢於改革，推行著名的“一條鞭法”和“考成法”，旨在簡化稅制，減輕農民負擔，督促官吏恪盡職守。也有人說他獨斷專行，待人苛刻，生活極盡奢侈，報復欲強烈，表裡不一，道德並不高尚。但無論怎樣，從他輔佐年僅9歲的皇帝登上九五之尊之位時，萬曆年間的朝堂就註定要籠罩在張居正的影子之下。

然而這種影響在張居正去世之後愈發顯露出來，自幼生活在張居正陰影下的萬曆多年以來積攢的憤怒集中爆發，加之張居正諸多激進的主張與文官集團的保守之間無法調和的矛盾，諸多臣子借勢極盡彈劾，與張居正的清算正式拉開了帷幕。整個方式可以稱“去皮見骨”。攻擊者常常從一些小事開始，諸如一句經書的解釋，一種諧音的諷刺，一張不署名傳單的內容，一個考題的不當等等，有時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個冤案，參劾一個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瑣事，或者以論水利和研究馬尾巴發難引出本題。利用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眾注意，引起文官參加，假以時日，使小事積累而成大事，細微末節的區域性問題轉化而成為整個道德問題。

皇帝的震怒於這一位高權重之士背後的貪婪，表裡不一與對權勢的控制，這加劇了皇帝對現實的絕望。他逐漸明白，倒掉張居正，真正的受益者並不是他自己。在倒張的人物中，一類人物強硬而堅決，但張居正的案件一經結束，他們立即把攻擊的目標轉向皇帝。在勸諫的名義下，他們批評皇帝奢侈懶惰，個人享樂至上等等。總而言之，他們要把他強迫納入他們所設定的規範，而不讓他的個性自由發展。另一類人物則乾脆是為了爭權奪利。他們利用道德上的辭藻作為裝飾，聲稱只有他們才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來暴露張居正集團的本質。在其被劾之後在朝廷上空出來的大批職務，他們就當仁不讓，安排親友。

這種局面之下，文官的雙重性格發展的越來越明顯，這也是精神與物質的分離。一方面，這些熟讀經史的人以仁義道德相標榜，以發揮治國平天下的報復為國家服務，以自我犧牲自詡，另一方面，體制上存在的諸多漏洞又給人以無比強烈的誘惑，官員性格中“陰”與“陽”越來越不可調和，皇帝的震怒於朝臣佔據道德高地背後的貪婪，表裡不一與對權勢的控制，這加劇了皇帝對現實的絕望。

張居正的繼任者申時行同樣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他深諳陰陽之道，更明白文官集團在政治中的重要性，於是調劑折中變成為其最顯著的處世之道，為此他寧可被視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評為犧牲原則的政客，但是在險象環生的政治環境中，他準確的抓住了自身的定位，在皇權與強大的文官集團之間調解折中，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而這種平衡又是能保證帝國穩定前行的基礎。他利用自己的中庸之道，陰陽調和之理處理各類危機，將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最終還是無力與延續千百年的文官集團相抗衡，最終淪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制度的犧牲者

無論是古怪的模範官僚海瑞，孤獨的將領戚繼光，還是自相矛盾的哲學家李贄，無一不為改變朝堂習氣和政治格局做出過奮鬥與掙扎，但其結局各有各的悲哀，無一功德圓滿，這在當時的歷史大背景下具有必然性。

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彌補技術之不足。然而這一點，不僅是明朝，也是中國長達幾千年來的封建統治失敗的必然原因。自古以來，中國皇權政治制度是道德與禮制的結合，法制在帝制中國之不能成長源於皇權制度濃厚的到道德情節。在中國的政治哲學思想中，不存在純粹的個人，人性的實現是完成與個人擔當的社會角色相聯絡的道德義務問題，如統治者被指望作為倫理的表率去教育人們遵守這些道德規範。

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階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安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公正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作者把這一切問題的癥結都歸結到“以道德代替法律”，而這種現象“至明代而極”。書中所敘的主要人物，甚至包括皇帝本人，最終都無法避免被政治漩渦吞沒的悲慘結局。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以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治世重尊卑道德而無法確立法律的崇高地位，更不容許異端思想的存在，這使得明朝在西方全面向資本主義發展的時刻喪失了這一歷史機遇，也就永遠的失去了領先世界的機會。因此，全書的故事在這裡悲劇性地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鑑，也就成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