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帽子扔過牆去作文

施耐德的父親對他說：把你的帽子扔到牆那邊去。施耐德困惑不解地問道：“這是什麼意思？”父親說：“面對一堵難以逾越的高牆，如果你遲疑不決，那就把帽子扔過去。這樣你就會想方設法翻到另一面去，我就是這樣來到芝加哥的。”

父親告訴施耐德，他在20歲那年，離開家鄉，除了一艘摩托艇，他一無所有。從威斯康星州的雷因到了芝加哥後，因為一時找不到工作，他幾乎要放棄自己的夢想，再開摩托艇返回老家。但他沒有那麼做，而是把帽子扔到了牆那邊。為了籌措一筆幹事業的資金，他果斷地賣掉了摩托艇，斷絕了自己的後路。後來他在芝加哥創立了一番事業，與一個美麗的姑娘組成了家庭，並使全家過上了富裕的生活。

最早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在猶豫是不是要辭職。清貧、乏味、繁瑣的教師生活讓我無數次想要逃離。我相信自己是可以站立到教育之外的。我有善良的心腸、筆端的表達能力也過得去。我一直都討厭教育界的種種虛偽，教育者不做教育而是為了應付各種各樣莫名其妙的檢查團。我厭倦透了。

後來我在一個暑假的時候到了一家報社去做了實習新聞記者。之所以選擇在暑假去實習，其實還是沒有膽量放棄一份穩定的工作。在報社我只是一個每天接連不斷參加名氏繁多的會議，寫一寫報道的臨時工——固定的文體格式、哈欠連天的與會者、會議後的虛偽寒暄和壺觴的碰撞。它們一樣讓我厭惡。唯一的好處就是比教師自由，愛去哪裡寫稿子是你自己的事情，到時候交稿就行。兩種工作的對比使我決定還是又回到了教育上做一名教師。

說一點兒都不後悔那是假的。那次我把筆直的退路留給了自己。由於懼怕外邊的世界，我以種種理由欺騙、說服自己，縮回了溫暖的巢裡。我那次沒有打算把我的“帽子”扔過牆去。當時一起被招聘進去的幾個人，熬過了那幾年後，有人考了公務員，有人進了宣傳部，日子都過得比我滋潤得多。

當然，提到那段時間的事兒，並不是說我現在後悔做了教師。相反，我覺得我的工作意義很大——我在竭力改變著幾十個孩子和家庭的生命狀態，幫助了他們的同時又提升了自己。做教師，其實是一件非常奢侈的職業，尤其是做一名國小語文老師。

拉拉扯扯說了這麼多，還是說一說主題吧。

記得網友“疏雨圓荷”跟我說過一句話：“做新教育的人，在什麼崗位上都忙。”確實如此。每個月的忙碌已經成了習慣和常態。前些天，我下班後拼了命地寫班級敘事，將幾年來走過的路程思路清晰地整理一遍，發現對自己的幫助非常大。對以後的工作開展心中更有清晰的目標和方法了。寫了一萬四千字，又做了課件，終於是按時提交了。

本以為可以休息一下了。可是僅僅清閒了兩天，突然從週三中午接連線到幾個讓我目瞪口呆措手不及的四件大事兒。

週一輪到我們班升旗。

老同學“永愛之秋”給我打電話，提醒我週五晚上在YY語音課堂給螢火蟲義工的孩子們講“農曆課程”——大雪。被嚇得一跳：“大雪節氣不是在下週嗎？”“是啊，不過我們都要提前一週講課呀。”“完了！”掛了電話，我驚出一身冷汗，“沒有備課，當著那麼多專家的面兒，我就敢上場嗎？”沒辦法，答應了，又不能推辭。好在還有兩天，趕緊備課。

還沒有等回過神兒來去查資料準備課件，又被告知第二天晚上家長會。怎麼辦？又一件大事兒！家長會是每個學期一次的重頭戲，能不能取得家長的認同和配合，主要看家長會上如何溝通了。還沒有寫稿子，更沒有做課件呢。

然後週四上午又被通知週五到焦作參加完美教室的十佳評選，每個教師十五分鐘的'演講和PPT展示。雖然曾經有過準備，可是把一萬多字的材料壓縮到十五分鐘，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兒。

它們像沉重的石頭，壓得我無法呼吸。可是怎麼辦？哪一件不做能行？沒有一件事是有退路的！但是，在人前“露臉”是我最懼怕的事兒呀。由於小時候被父親嚴苛教育的打擊，到現在我的自卑都無法擺脫。只要需要人前講話的事兒，我是能拖就拖，能賴就賴，能辭就辭，堅決不幹。可是，這次不行了。沒有退縮的機會了！那怎麼辦，只能把“帽子”扔過牆去吧。而且這還不是自己能決定的，是被別人給扔過去了。既然到了這個地步，豁出去了，丟臉就丟去吧！

理清思路，整理好幾件大事兒的先後順序，一件一件來。簡單準備了一下後就上場了。後來發現，儘管沒有做什麼準備，結果雖然不是預期想要的，但是也沒有差到哪裡去。馬馬虎虎混過去了，到底也沒有怎麼“丟臉”。

原來，重壓之下，沒有退路的時候，是可以選擇把帽子扔過牆去的，結局也不一定有多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