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的詩全集 清代詩人龔自珍

龔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清代思想家、文學家及改良主義的先驅者。27歲中舉人，38歲中進士。曾任內閣中書、宗人府主事和禮部主事等官職。主張革除弊政，抵制外國侵略，曾全力支援林則徐禁除鴉片。48歲辭官南歸，次年暴卒於江蘇丹陽雲陽書院。他的詩文主張“更法”、“改圖”，揭露清統治者的腐朽，洋溢著愛國熱情，被柳亞子譽為“三百年來第一流”。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餘篇，詩詞近800首，今人輯為《龔自珍全集》。著名詩作《己亥雜詩》共315首。

漫感 病梅館記 減字木蘭花·偶檢叢紙中、 浪淘沙·寫夢、 如夢令·紫黯紅愁無緒、 金縷曲·癸酉秋出都述懷有賦、 己亥雜詩·其五、 己亥雜詩·其二百二十、 點絳脣·十月二日馬上作、 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述懷有賦時予別杭州蓋十年矣、 西郊落花歌、 遠志、 賦憂患、 夢中作四絕句（之二）、 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選六）、 又懺心一首、 秋心三首、 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 詠史、 夜坐（二首）

龔自珍（1792年～1841年），字璱（sè）人，號定庵（ān），後更名易簡，字伯定；又更名鞏祚，號定庵，清代思想家、文學家。漢族，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出身於世代官宦學者家庭。祖父龔禔身，官至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著有《吟朦山房》。父麗正，官至江南蘇鬆太兵備道，署江蘇按察使，著有《國語注補》、《三禮圖考》、《兩漢書質疑》、《楚辭名物考》等書。母段馴，著名國小(古漢語指文字學)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綠華吟榭詩草》。晚年居住崑山羽琌山館，又號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詩人、文學家及改良主義的先驅者。

1813年4月再應順天鄉試，又名落孫山，7月妻子因誤診卒於徽州府署。9月天理教農民起義。次年著四篇《明良論》，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見解，對君權專制進行抨擊。他指出，腐敗的原因首先在於皇帝視臣下如犬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恥，只知朝夕長跪，只知追求車馬、服飾，以言詞取媚君上。在這種制度下，“官愈久則氣愈偷，望愈崇則諂愈固，地愈近則媚益工”入骨三分的鍼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閱後又驚又喜，他欣然加墨批點：“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豈必別制一新方哉？”他欣慰地說“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憾矣！”。後回徽州後參與父親主持的《徽州府志》[1]重修工作。1815年，續娶安慶知府何裕均侄孫女何吉雲。祖父病逝後與家人回杭州守孝。兩年後返京，租住北京法源寺南。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28歲的龔自珍會試不售，在京師與魏源一起師事今文學家劉逢祿，研讀《公羊春秋》。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龔自珍會試再度落第，以舉人挑選為內閣中書。從道光元年起，又任國史館校對等官職，先後十幾年。其間，他閱讀了內閣豐富的檔案和典籍，勾索舊聞，探討歷代得失，以後又參加《大清一統志》的修撰，寫出了《西域置行省議》等有深刻見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1829年），38歲的龔自珍經過第六次會試，終於考中進士。他在殿試對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撰《御試安邊撫遠疏》，議論新疆平定準噶爾叛亂後的善後治理，從施政、用人、治水、治邊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張。“臚舉時事，灑灑千餘言，直陳無隱，閱卷諸公皆大驚。”②主持殿試的大學士曹振鏞是個有名的“多磕頭、少說話”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優等”，將龔自珍置於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為內閣中書。在歷任京官的20年中，龔自珍雖困阨閒曹，仍屢屢上書，指斥時弊，但都未被採納，甚至被同僚視為“痼疾”。這一時期，他也撰寫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論，如《乙丙之際箸議》、《大誓答問》、《古史鉤沉論》等，譏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由於龔自珍屢屢揭露時弊，觸動時忌，因而不斷遭到權貴的排擠和打擊。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他又忤其長官，決計辭官南歸，於四月二十三日（6月4日）離京。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還眷屬。兩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龔自珍寫下了許多激揚、深情的憂國憂民詩文，這便是著名的《己亥雜詩》315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春，龔自珍執教於江蘇丹陽雲陽書院。三月，父親龔麗正去世，龔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陽書院講席。夏末，他曾寫信給江蘇巡撫樑章鉅，準備辭去教職，赴上海蔘加反抗外國侵略的戰鬥。但八月十二日（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陽，年僅50歲。

龔自珍的文學創作，表現了前所未有的新特點，開創了近代文學的新篇章。龔自珍認為文學必須有用。他說，“曰聖之時，以有用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語在斯，求文學之美，豈不在斯”（《同年生吳侍御傑疏請唐陸宣公從祀瞽宗……》）。指出儒學、政事和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認為詩和史的功用一樣，都在對社會歷史進行批評，文章、詩歌都和史有源流的關係。他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詩經》是史官採集和編訂起來的，而且“詩人之指，有瞽獻曲之義，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七》）。因此，選詩和作史的目的，都是“樂取其人而臚之，而高下之”，進行社會歷史批評。所以他把自己的詩看成“清議”或“評論”，“貴人相訊勞相護，莫作人間清議看”（《雜詩，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漢制，詩成侍史佐評論”（《夜直》）。從這一詩論觀點出發，他認為詩歌創作的動機是由於“外境”即現實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風吹水，萬態皆有，皆成文章”（《與江居士箋》），不得不然。而創作方法則和撰史一樣，應利用一切歷史資料（《送徐鐵孫序》）。龔自珍的詩和他的詩論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模山範水的沉寂局面，絕少單純地描寫自然景物，而總是著眼於現實政治、社會形勢，發抒感慨，縱橫議論。他的詩飽含著社會歷史內容，是一個歷史家、政治家的詩。他從15歲開始詩編年，到47歲，詩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聽高歌，少作精嚴故不磨”；“少年哀樂過於人，歌泣無端字字真”（《己亥雜詩》）。這些“精嚴”而“字字真”的少作，雖然都已失傳，但當時卻是針對政治腐敗和官僚庸俗的“傷時”、“罵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視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幾次戒詩。

嘉慶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開始戒詩，次年夏因考軍機章京未被錄取，賦《小遊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編了兩卷《破戒草》後，又發誓戒詩，“戒詩昔有詩，庚辰詩語繁”正是憤慨於他的詩不能為腐朽庸俗社會所容忍。所以後來他又破戒作詩。龔自珍詩今存的600多首，絕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後的作品，主要內容仍是“傷時”、“罵坐”。道光五年的一首《詠史》七律是這類詩的代表作。詩中詠南朝史事，感慨當時江南名士懾服於清王朝的險惡統治，庸俗苟安，埋頭著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樑謀”。詩末更用田橫抗漢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誘騙文士的用心：“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釋言四首之一》，憤怒反譏庸俗官僚對自己的誹謗，“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對自己的嫌棄，“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勞上相損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雜詩》中，詩人不僅指出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的侵略和危害，統治階級的昏庸墮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難，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內疚，如“只籌一纜十夫多”、“不論鹽鐵不籌河”等，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龔自珍更多的抒情詩，表現了詩人深沉的憂鬱感、孤獨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座靈”，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觀中，寄託著詩人清醒的志士孤憤，抒發著對天下死氣沉沉的深憂。在詩人的許多作品中表現了重重矛盾。作於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詩相當集中地表現了詩人思想中的矛盾。詩中有逃向虛空的消極因素，更多的積極意義在於詩人對無可奈何的現實社會環境的極端厭惡和否定，因而在《己亥雜詩》“少年尊隱有高文”、“九州生氣恃風雷”二詩中，他確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時代變化必然到來，希望“風雷”的爆發，以掃蕩一切的迅疾氣勢，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氣沉沉的局面。

龔自珍一生可分三個階段：

龔自珍的第一個階段

20歲以前，在家學習經學、文學。他自幼受母親教育，好讀文。從8歲起學習研究經史、大學。12歲從其姥爺段玉裁學《說文》。他搜輯科名掌故；以經說字、以字說經；考古今官制；為目錄學、金石學等。同時，在文學上，也顯示了創作的才華。13歲，作《知覺辨》，“是文集之託始”；15歲，詩集編年；嘉慶十五年（1810年），19歲，倚聲填詞，應順天鄉試，由監生中式副榜第28名。這可以說是對龔自珍20歲以前學習的概括總結。

龔自珍的第二個階段

20歲至28歲，應鄉試至入仕時期。龔自珍21歲，編詞集《懷人館詞》3卷、《紅禪詞》2卷顯示了他絕異的才能。段玉裁作序說他“所業詩文甚夥，間有治經史之作，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為長短句”，“造意造言，幾如韓李之於文章”，認為“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才之絕異，與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懷人館詞序》）。二十三年（1818年）又應浙江鄉試，始中舉，主考官為著名漢學家高郵王引之。次年（1819年）應會試落選，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開始入仕，任內閣中書。這時期他逐漸接觸社會政治現實，並從科試失意中體驗到政治腐敗，產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並從劉逢祿學習《公羊傳》，作品多傷時、罵坐之語。他寫出了《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尊隱》、《平均篇》等政論文。嘉慶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佇泣亭文》及詩集一冊請教“吳中尊宿”王芑孫。王認為他“詩中傷時之語、罵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譜外紀》）。同年，他開始戒詩。今存這時期詩，有《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等。

龔自珍的第三個階段

29歲至去世。嘉慶二十四年會試落選後，他又參加五次會試。道光九年（1829年），第六次會試，始中進士，時年38歲，繼續擔任低微的官職。在此期間，他仍為內閣中書。50歲，暴卒于丹陽雲陽書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時為鴉片戰爭第二年。這時期，他對政治現實認識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議,寫出許多著名評論，許多著名詩篇和散文名篇也寫於這一時期。改革建議，著名評論如《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阮尚書年譜第一序》、《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歷史、哲學論文如《古史鉤沉論》等。也有不少文學散文名篇，如《捕蜮》、《書金伶》、《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病梅館記》等。他的許多著名詩篇，如《能令公少年行》、《詠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雜詩》等，也都是這時期作品。龔自珍墨跡政治學術思想 龔自珍生活的時代，是統一的封建國家面臨沒落崩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新階段，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不斷加深。

龔自珍從青年時起，就深刻地意識到封建國家的嚴重危機，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性。“秋氣不驚堂內燕，夕陽還戀路旁鴉。”（《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梁啟超說：“舉國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龔自珍、魏源）輩若不勝其憂危，恆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清代學術概論》）早在嘉慶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戶”，“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議》）。

龔自珍到30歲前後，在學術思想上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他從對正統派考據學嚴歷地批判到堅決拋棄考據學，接受今文經學《春秋》公羊學派的影響，從劉逢祿學習，“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但他肯定考據學的有用的部分；同時也批判今文經學雜以讖緯五行的“惡習”，而主張“經世致用”，倡導學術要為現實政治服務。從此他更自覺地使學術研究密切地與現實政治社會問題聯絡，研究的課題更為廣泛。他“為天地東西南北之學”，研究地理學，而特別緻力於當代的典章制度和邊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圖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對現實政治社會問題也提出了積極的建議，寫《西域置行省議》和《東南罷番 主張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鞏固西北邊疆。隨著生活經驗和歷史知識的增長，以及政治、學術思想的逐漸成熟，他深入探討了天地萬物以及社會文化的起源和發展問題，並把經史、百家、國小、輿地以及當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統一起來，形成一個相當完整的歷史觀。他說：“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則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鉤沉論二》）這裡有前輩章學誠“六經皆史”觀點的影響，但比章說更擴大、通達、完整，更有科學性和戰鬥性。他把古代的一切歷史文化的功罪完全歸結到史官，並以當代的史官即歷史家自任。他認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於史官能站得高，從全面著眼，作客觀的、公正的現實政治社會的批判。這實際是要使歷史和現實政治社會問題即“當今之務”聯絡起來，龔自珍在中年以後，隨著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煩惱和痛苦，“坐耗蒼茫想，全憑瑣屑謀”（《撰羽林山館金石墨本記成，弁端二十字》）。有時想以“蒐羅文獻”自慰，“狂臚文獻耗中年，亦是今生後起緣”（《猛憶》）；甚至想“發大心”，寄幻想於佛教，以求超世間的解脫。但他愛祖國，關心現實，無法排除“外緣”，終於成不了佛教徒。一生中因為政治改革而不得不退隱.

生平：龔自珍一生可分三個階段：

20歲以前，在家學習經學、文學。他自幼受母親教育，好讀文。從8歲起學習研究經史、國小。12歲從段玉裁學《說文》。他搜輯科名掌故；以經說字、以字說經；考古今官制；為目錄學、金石學等。同時，在文學上，也顯示了創作的才華。13歲，作《知覺辨》，“是文集之託始”；15歲，詩集編年；19歲，倚聲填詞；到21歲，編詞集《懷人館詞》3卷、《紅禪詞》2卷。這可以說是對龔自珍20歲以前學習的概括總結。

20歲至28歲，應鄉試至入仕時期。嘉慶十五年（1810），龔自珍19歲，應順天鄉試，由監生中式副榜第28名。二十三年（1818）又應浙江鄉試，始中舉，主考官為著名漢學家高郵王引之。次年應會試落選，嘉慶二十五年（1820）開始入仕，為內閣中書。

29歲至去世。嘉慶二十四年會試落選後，他又參加五次會試。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會試，始中進士，時年38歲。在此期間，他仍為內閣中書。道光十五年（1835），遷宗人府主事。改為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兩年後，又補主客司主事。這類官職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歲，辭官南歸（道光十九年，1839）。50歲，暴卒于丹陽雲陽書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時為鴉片戰爭第二年。這時期，他對政治現實認識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議，寫出許多著名評論，如《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阮尚書年譜第一序》、《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歷史、哲學論文如《古史鉤沉論》等。

龔自珍從青年時起，就深刻地意識到封建國家的嚴重危機，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性。道光三年，他深刻認識到外國資本主義侵略造成嚴重的民族危機，指出“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之則叩關，狎之則蠹國”（《阮尚書年譜第一序》）。他對時代的危機，不止是敏銳地感覺它，而且也積極地建議挽救它；他肯定未來時代的必然變化，並寄以熱情的幻想和希望。龔自珍處在過渡時代的開始階段。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徹底的。後來他看到均田制是辦不到的，又作《農宗篇》。主張按宗法分田：大宗百畝，小宗、群宗二十五畝，其餘閒民為佃農。其目的是“以中下齊民，不以上齊民”，建立以中小地主為基礎的封建統治。由於未能突破封建階級的根本立場，因此，他在《農宗答問第一》及《農宗答問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龔自珍到30歲前後，在學術思想上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實際是要使歷史和現實政治社會問題即“當今之務”聯絡起來，應用《春秋》公羊學派變化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在“尊史”的口號下，對腐朽的現實政治社會作全面的批判。這就是他在《尊隱》裡所尊“橫天地之隱”的具體化。

與此同時，他繼續不斷地關心現實政治社會的重大問題，不斷地提出批判和建議，始終沒有與庸俗官僚同流合汙。道光九年（1829）殿試《對策》中，他肯定經史的作用，更指出經史之用必以現實問題為依據，“不通乎當世之務，不知經史之施於今日之孰緩、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對現實問題，特別關切西北邊疆和東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國蒼生”，“益誡西邊將帥”。龔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導方面說，雖然他的批判不徹底，改良的目標不明確，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態度始終是積極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現實統治為“衰世”，為“日之將夕”，確信未來時代的巨大變化，並寄以極大的熱情和希望，也是始終一貫的。他是在中國封建社會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的前夕，一個主張改革腐朽現狀和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啟蒙思想家。

政論、抒情和藝術統一

他的許多既是抒情，又是議論，但不涉事實，議論亦不具體，而只是把現實的普遍現象，提到社會歷史的高度，提出問題，抒發感慨，表示態度和願望。他以政論作詩，但並不抽象議論，也不散文化。

豐富奇異的想象

在他的詩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飛”、“爪怒”、“靈氣怒”等等，習見的景物變得虎虎有生氣，動人耳目，喚起不尋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寫落花，使引起傷感的衰敗的景物，變為無比壯麗的景象，更高出尋常的想象之外。“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己亥雜詩》），則從衰敗中看出新生。“天命雖秋肅，其人春氣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觸，得十五首》），從沒落的時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形式多樣，風格多樣

詩人自覺地運用古典詩歌多種傳統形式，“自周迄近代之體，皆用之；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實際他寫得多的還是五七言“古體詩”，七言的“近體詩”，而以七言絕句為大宗。一般趨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縛，自由運用，衝口而出。這也以七言絕句表現得最突出。作於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雜詩》[2]315首，獨創性地運用了七言絕句的形式，內容無所不包，詩人的旅途見聞，以及生平經歷和思想感情的發展變化，歷歷如繪，因而成為一種自敘詩的形式。它們可以作為一首詩讀。由於作者這種充分地、富於創造性地運用，自然地使七言絕句成為一種最輕巧、最簡單、最集中的描寫事物、表達思想感情的形式。複雜深刻的思想內容，多種多樣的語言形式，是龔詩風格多樣化的基礎。“從來才大人，面貌不專一”（《題王子梅盜詩圖》），詩人是以風格多樣化自勉和自許的。他的古體詩，五言凝鍊，七言奔放；近體詩，七言律詩含蓄穩當，絕句則通脫自然。

語言清奇多彩不拘一格

有瑰麗，也有樸實；有古奧，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麗，沉著老練，有杜韓的影響，有些篇章由於用典過繁或過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帶來艱深晦澀的缺點。龔自珍先進的思想是他許多優秀詩篇的靈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藝術的獨創性，使龔詩別開生面，開創了詩的一個新的歷史時代，不同於唐宋詩，實開近代詩的新風貌。龔詩在當時欣賞的人不多，它的影響始大於晚清，主要由於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與思想政治內容結合，又不落於以文字、學問、議論為詩。龔自珍文在當時比詩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議，目為禁忌，不敢逼視。除幾組學術論文外，它們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論文。有些“以經術作政論”，“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學派的觀點與現實的政治聯絡，引古喻今，以古為用。如《乙丙之際箸議七》、《乙丙之際箸議九》和《尊隱》等，都是公羊“三世說”的運用。有些則是直接對清王朝腐朽統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論》；以及各種積極建議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議》、《對策》、《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另一類是諷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館記》等。還有許多記敘文，記人、記事、記名勝、記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狀》、《書金伶》、《王仲瞿墓誌銘》、《書居庸關》、《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等，內容不同，都富有現實意義。

龔文的表現方法一般很簡單，而簡括中又有鋪敘誇張，有的直率，有的奇詭。他的散文語言活潑多樣。有的散行中有駢偶，有的瑰麗，有的古奧，甚至偏僻、生硬、晦澀。龔文區別於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兩漢古文的一個獨特的發展，開創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風氣。龔自珍的詞也很著名。譚獻認為龔詞“綿麗沈揚，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復堂日記》二）。實際上，他的詞沒有擺脫傳統詞的影響，偏重於詞的言情本性。

作為古文大家，龔自珍更為有名。其散文也與其歌的主要精神相一致，或“以經術作政論”，或直接批判揭露現實，或借題發揮，或通過論文、論事、記物、記名勝形勢對封建統治的腐朽、黑暗作批判諷刺，思想內容豐富而深刻。而表現方法也十分多樣，或直率，或奇詭，散行中有駢偶，簡括中有鋪陳，語言瑰麗古奧。

梁啟超曰：“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全集》，若受電然。”（《清代學術概論》）

當然，今天看來，龔自珍提出的改革，受時代和階級的侷限，許多是不徹底的，有的甚至是陳腐的。當他找不到出路時，作品中就表現出孤獨哀傷，甚至消極出世。

他不僅僅是晚清思想家，還是一名知名的藏書家、目錄學家。道光元年（1821）官內閣中書，出任國史館校對官。道光九年（1829）成進士。官至禮部主事。十九年，棄官南歸。於江蘇雲陽書院猝然去世。承家學淵源，精通文字、訓詁，漸涉金石、目錄，泛及文、地理、經史百家。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時代所撰《明良論》、《乙丙之際著議》等文，對封建專制的積弊，進行了揭露和抨擊。藏書極精，抄本和宋、元本達20餘種，曾託鈕樹玉、何元錫等人助其搜討，又四處借抄。曾為諸多知名藏書家撰寫藏書記、藏書詩、藏書序跋。其《慈雲樓藏書志·序》，對古典目錄學的闡述，深刻獨到：目錄之學，始於劉向，嗣是而降，約分三支：一曰朝廷官簿，一曰私家著錄，一曰史家著錄，三者體例不同，實相資為用，不能偏廢。尤喜收藏碑文、石刻、印章，文博藏品之富，陳元祿稱之為“不可勝記”。藏室名為“寶燕閣”、“寰中一玉之齋”，其藏帖“二千種之冠”，邀林則徐、魏源、何紹基等好友同賞。又有“晉墨齋”。研究藏品之作如《說印》、《商周彝器文錄序》、《秦漢石刻文錄序》、《瓦錄序》等專論文章數篇。惜藏書後來毀於火。他生平詩文甚富，後人輯為《龔自珍全集》。長子龔橙（1817～1870）字孝琪、孝拱，號昌瓠，喜藏書，並撰有《仁和龔氏舊藏書目》1冊，手抄本，著錄圖書700餘種。

龔詞大部分還是消閒之作，抒寫纏綿之情，成就遠遜於。晚年他發現自己詞的缺點：“不能古雅不幽靈，氣體難躋作者庭。悔殺流傳遺下女，自障紈扇過旗亭。”（《己亥雜詩》）譚獻則認為龔詞“綿麗沈揚，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復堂日記》二）。他也寫了一些抒發感慨懷抱的詞，如〔鵲踏枝〕《過人家廢園作》抒發孤獨而自豪的感情；〔鳳凰臺上憶吹簫〕《丙申三日》寫與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實現的感慨；〔浪淘沙〕《書願》寫願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寫與袁琴南兒時同上家學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寫思想上劍態和簫心的矛盾，有志於作為，又思退隱，留戀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