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溫情與敬意的態度對待國史

對待國史，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去對待呢？此文告訴大家：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人佔領北平，時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的錢穆，跟隨學校輾轉大半個中國，遷移到大後方的昆明，任教於新成立的西南聯大。一路顛沛流離，滿眼生靈塗炭。亡國滅種的危機，使他為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擔憂。萬一中國不幸戰敗，作為一名學者，有責任讓後人知道中國的歷史及文明成就，以激勵復興之心。

在這為國人寫中國最後一本史書的使命感的激勵下，1939年6月，《國史大綱》完稿。

該書以其博大精深的體系、紮實細緻的考據和豐富多彩的創見，迅速成為當時中國高校通用的國史講義，一舉奠定了錢穆一代史學大家的地位。

　　精英主義視角

這部著作以通史眼光，研究中國曆代王朝的興亡，將中國歷史分為上古三代、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兩宋、元明、清代八部分，先略論大概情況，而後分章詳論政治制度、人才制度、經濟、軍事、時代特貌等。“因用大學教科書體例寫成，不得不力求簡要，僅舉大納，刪其瑣節。內容於學術思想，政治制度，社會風氣，國際形勢，兼有顧及，惟但求其通為一體，明其治亂盛衰之所由，聞其一貫相承之為統，以指陳吾國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本書主旨則在發明其相互影響，及先後之演變發展，以作國人如何應付現時代之種種事變作根據之借鑑。”

在這部以政治、思想、經濟、軍事史為綱的中國通史中，作者的視角是精英主義的，例如他認為政治得失的最重要因素是士人的是否責任感、能否介入政府組成代表平民的外廷，以與帝王私家的內廷相抗衡;而評判一個社會是否還有希望，能不能抵禦諸如外族侵略、自然災難的破壞，就看其中的精英人物是否虎虎有生氣。由此可看出國家危難之際，他把希望寄託在作為抗戰中流的精英分子身上。

　文化自救思想

錢穆的高足余英時認為，其師治學的“終極關懷”分析到最後，是為了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個大問題，即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和中國的變局，中國的文化傳統究竟將何去何從。

錢穆自已也承認：“餘自《國史大綱》以前所為，乃屬歷史性論文，僅為古人伸冤，作不平鳴，如是而已。此後造論著書，多屬文化性，提倡復興中國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較。”他認為文化興衰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一個朝代要興旺持久，必須有一種立國的精神，這種精神實際就是儒家傳統學術的精神，學術興則國運興，學術衰則國亡，“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燦爛光輝，而遽喪其國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衰息斷絕，而國家之生命就得長存者”。

他強調民族國家的前途不是須待外求，而是“仍將於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得生機”，錢穆後來將之概括為文化自救思想。

　　溫情敬意態度

鴉片戰爭後，面對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國人的文化自信漸漸減退。正如錢穆所說：“近代的中國人，只因我們一時科學落後，遂誤以為中國以往歷史上一切文化制度全都落後了。”尤其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狂飆突進中，在“全盤西化”的浪潮中，對待中國歷史的態度不免有些偏激，甚至發展成為一種歷史虛無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