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貨可居的成語故事
【成語】： 奇貨可居
【拼音】： qí huò kě jū
【解釋】： 指把少有的貨物囤積起來，等待高價出售。也比喻拿某種專長或獨佔的東西作為資本，等待時機，以撈取名利地位。
奇貨可居的主人公是呂不韋。
【成語故事】：
戰國時候，有個大商人呂不韋到趙國的京城邯鄲做生意。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在路上他發現一個氣度不凡的年輕人。有人告訴他說：這個年輕人是秦昭王的孫子，太子安國君的兒子，名叫異人，正在趙國當人質。
當時，秦趙兩國經常交戰，趙國有意降低異人的生活標準，弄得他非常貧苦，甚至天冷時連禦寒的衣服都沒有。呂不韋知道這個情況，立刻想到，在異人的身上投資會換來難以計算的利潤。他不禁自言自語說：此奇貨可居也。意思是把異人當作珍奇的物品貯藏起來，等候機會，賣個大價錢。
呂不韋回到寓所，問他父親：種地能獲多少利?他父親回答說：十倍。
呂不韋又問：“販運珠寶呢?”他父親又答說：“百倍。”呂不韋接著問：“那麼把一個失意的人扶植成國君，掌管天下錢財，會獲利多少呢?”他父親吃驚地搖搖頭，說：“那可沒辦法計算了”。
呂不韋聽了他父親的話，決定做這筆大生意。他首先拿出一大筆錢，買通監視異人的趙國官員，結識了異人。他對異人說：我想辦法，讓秦國把你贖回去，然後立為太子，那麼，你就是未來的秦國國君。你意下如何?
異人又驚又喜地說：那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真有那一天，我一定重重報答你。
呂不韋立即到秦國，用重金賄賂安國君左右的親信，把異人贖回秦國。
安國君有二十多個兒子，但他最寵愛的華陽夫人卻沒有兒子。呂不韋給華陽夫人送去大量奇珍異寶，讓華陽夫人收異人為嗣子。
秦昭王死後，安國君即位，史稱孝文王，立異人為太子。孝文王在位不久即死去，太子異人即位為王，即莊襄王。
莊襄王非常感激呂不韋擁立之恩，拜呂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並把河南洛陽一代的十二個縣作為封地，以十萬戶的租稅作為俸祿。莊襄王死後，太子政即位，即秦始皇，稱呂不韋為仲父。呂不韋權傾天下。
在專制社會，想根除貪汙就如同讓大海停止波動一樣不可能。中國傳統政治體制是默許官員在一定程度下貪汙的，因為“低薪制”的設計使官員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來生活。事實上，傳統財政制度中可鑽的空子太多，貪汙對任何一個智商正常的人來說都不是難事。在大部分時候，貪汙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學價值觀有效運轉下人格操守的約束；再一個是從上而下的政治高壓，也就是說，最高統治者的反腐決心和虎視眈眈的監視。
在乾隆晚年，約束腐敗的兩個條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斷打擊挫辱下，官員們漸漸放棄了人格操守，他們的所作所為只有一個不變的指標，那就是現實利益。晚年乾隆精力不濟、“多從寬厚”，更帶頭腐敗，為貪心的官們樹立了榜樣。同時，乾隆盛世的經濟發展為腐敗提供了巨大空間。在乾隆前期，大清經濟一直高速成長，經濟總量迅速增加。人口從一億增長到近三億。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對外貿易長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斂錢財的基數比以前擴大了數倍。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腐敗如同細菌遇到了適合的溫溼度和酸鹼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僅僅十餘年間，乾隆朝就完成了從前期政治紀律嚴明到後期貪腐無孔不入的轉變。在繁榮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經千瘡百孔了。
乾隆中後期，腐敗呈現以下幾大特點：
一是涉案數額從小到大，腐敗案件由少到多。乾隆前期，繼雍正肅殺之後，貪汙案件極少發生。偶有發生，貪汙額亦不大。乾隆前期處理的幾個案子，少者數千兩，多者也不過數萬兩，極少有上十萬者。像提督鄂善收賄銀千兩，即被處死。到了中後期，腐敗案接連爆發，涉案金額成倍、成十倍增長，官員貪汙動輒數萬，十萬，數十萬。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個小小的貴州知州劉標就侵蝕公帑二十四萬兩。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個小小的鬆崗站站員居然一次侵佔公款近九萬兩。
二是腐敗官員由底層向高層發展，涉案高官越來越多。一般來說，高階領導幹部經過組織程式千挑萬選，人格操守和政治素質均應大大高於官僚隊伍的平均水平。確實，在乾隆前期，因為腐敗而被處理的高階官員，不過三五人而已。到了中期之後，形勢為之一變。從州府到省級大員，最後到首席軍機大臣，都陷入腐敗的泥潭。乾隆中後期二十多年間，省部級高官被處理者達二十多人。乾隆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各省督撫中廉潔自愛者，不過十之二三。”（《乾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
三是賄賂公行，窩案串案迅速增多，腐敗呈集團化公開化趨勢。
康雍兩朝，舉朝視貪腐如仇敵。到了乾隆朝，大家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在權力已經充分市場化的背景下，辦一件事，安排一項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錢，都有心照不宣的規定。不懂這些潛規則，在官場是無法立足的。如果不貪汙，一個人就無法操縱自己的關係網；如果不貪汙，他也沒辦法建功立業。在一定範圍內的貪瀆，不但是社會所默許的，而且是必須的。“腐而不敗”，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為了自保，腐敗者在政治上拉幫結派，經濟上相互牽連，結成了利益同盟，呈現出明顯的群體性，即“窩案”“串案”。其主要特徵是涉案人員眾多，形成了具有緊密人身依附性質的關係網。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四十九年（1784年），朝廷一連查出了五起貪汙大案，都是“辦一案，牽一串；查一個，帶一窩”。一人敗露，則與他有關的關係網上的數十名乃至上百名官員就全部被揭露出來。常常是一人犯案，會導致一省官僚體系癱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