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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範:治官之官越來越多 而治民之官越來越少


 古代地方誌

王家範:治官之官越來越多 而治民之官越來越少

今天,我們能從歷史上留下來的舊方誌裡讀到些什麼?舊方誌裡的所記所載,有多少能為今人所借鑑?讓我們來聽聽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家範的解讀。

瞭解國情,有現實與歷史兩條途徑,哪一條也不能缺

解放週末:國有史,家有譜,地方有志。相比國史和家譜,地方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比較陌生的。

王家範:是這樣的。按專業的說法,地方誌分新編與舊刊兩種,民國以前的方誌統稱為舊方誌。地方誌起源很早,但歷代遭毀損的情況非常嚴重。現存宋代到民國的府縣地方誌,大約10000種左右,清代最多,民國與明代數量相當。另外,明清還有鄉、鎮、村志,以南方居多。

今天,為什麼要花大力氣把舊方誌好好蒐集整理並重刊出版呢?因為把一萬部方誌連貫起來,可以讀出的是全國各地幾千年來發展奮鬥和社會治理的歷史。2001年起,上海方誌辦牽頭,做了一件大好事,把現今上海所轄地域尚存的府縣誌舊籍收齊並整理印行,定名《上海府縣舊志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規模巨集大。把本地區舊方誌全部收齊,這在全國也算是一項創舉。

解放週末:歷史上的地方誌,對生活在今天的人們有什麼價值?

王家範:如今,由於旅遊業以及相關產業鏈的商業需要,地方誌中的物質文化、有形文化首先得到了各地政府和商家的青睞,得以開發。但相對於這些物質文化、有形文化,人們對其中的“無形財富”還不夠重視。我說的是,地方誌裡蘊藏著的那些有關各地社會治理與經濟、文化建設的歷史財富。

  解放週末:事實上,“無形財富”裡所蘊藏的更具價值意義。

王家範:在中國的發展道路上,外國的現代化經驗對我們不無參考價值,但都不能代替我們自己的創造,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國情,有獨特的歷史傳統和文化。與此同時,中國有極為豐富的歷史記載,國史、地方誌、家譜、書信等,各種形式,長期連續,這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瞭解國情,有現實與歷史兩條途徑,哪一條也不能缺。讀地方誌,正是瞭解國情的一條有效途徑。

為地方說話,反映地方民情民意,這是地方誌和國史最大的區別

  解放週末:聽說以前的知縣、知府,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讀地方誌,是這樣嗎?

王家範:這從方誌裡就能讀到。歷史上,不少知府、知縣為地方誌做的序,文字、書法都挺棒,有文化啊!他們在序裡都會講到該地區的歷史淵源,從前有多少方誌,儲存了多少,已經有多少年沒有修了,等等。可見,他們事先都是經過調查研究的。

明清知府、知縣接到任命後,到正式上任至少有一個多月,事前要做許多準備,其中一項便是找到當地的賦稅徭役冊和地方誌,這是必須做的“地情”預案。明末清初上海縣人、在衙門做過小吏的姚廷遴,留下了一本記述70年親身經歷的日記,裡面記載有這樣一件事:康熙3年正月,府裡來專差,要知縣立即派人送去當地賦稅徭役徵收冊並府志一部,以便相互核對。府志遍處找不到,只買來一部縣誌,估計是萬曆上海縣誌,裝訂好交姚氏連夜乘船送達蘇州,由知府轉呈前來考察的江蘇巡撫閱看。

  解放週末:為什麼他們這麼看重地方誌?

王家範:以縣誌為例,其中有幾個部分非常重要:一、疆域輿地,縣域所領的四至範圍,以及山川河流等地理狀況;二、人口戶丁數,詳細的要落實到各鄉;三、不動產登記,主要是田畝,也包括山地湖蕩等;四、賦稅徭役,以及其他雜稅;五、風俗習慣,概述民間風俗習慣及其變化,提示民風走向中應注意的陋弊。總體上看,民國以前,各級地方官最重要的工作是徵收賦稅,其次才是治安和教育。考核一個地方官的硬性指標,就是財政上繳指標有沒有完成;如果屢屢沒有完成,就要革職或者降級調離。所以地方官到任,首先必須清楚所管轄的區域內有多少土地、要交多少賦稅、地方執行的規則怎樣。

  解放週末:地方誌和官修國史又有哪些不同?

王家範:其一,修志方式不同。修地方誌一般由地方長官負責牽頭,財政上地方政府最多也只撥很少一筆錢,絕大部分是靠地方募捐,有的地方官自己也會拿出一些俸祿來,招聘當地的知名文人進行修志。這與官修國史有很大的不同。

其二,內容不同。比如天啟《海鹽縣圖經》,主編胡震亨曾在別的地方當過縣官,回到家鄉海鹽後主修地方誌。這本地方誌專設有“食貨篇”兩卷,對當地賦役及其歷次改革,記載得非常詳細。要知道,當時中央政府只管確定財賦徵收原則以及需交納的總量,不管情況發生多大變化,這原則與總量輕易是不變的。於是,地方政府必須想出許多“變通”辦法,才能艱難地保證任務的完成。胡氏把地方政府為此備嘗酸甜苦辣的財稅改革的滋味,寫得入木三分,使後人對地方基層執行的艱困有了感性的認識。像這樣的內容一般不會出現在國史裡。

再如崇禎《松江府志》,總纂為知府方岳貢,主編為陳繼儒。方氏耿直有血性;陳氏則為松江文儒界領袖,人望極高。方氏的序文很特別,徑直寫道:“鬆(府)賦煩役重,徵者、編者(編者注:收稅和編稅冊的)不能去其太甚,且或甚之。中人之產,一經踐更(編者注:交稅服役),身非我有,遑問田產?”為士民生計之難大嘆苦經,既揭露吏胥衙役吃裡扒外的可惡,也委婉訴說中央與地方分成不合理,松江府財稅負擔過重。陳氏則在賦役篇之首,擺事實,講道理,細述並解析松江府賦役是如何愈後愈重的歷史沿革。這些在國史中都是見不到的.。

所以,在我看來,地方誌最大的特點就是為地方說話,反映地方民情民意,這是和國史最大的區別。

呈現出一幅鮮活生動的社會生活全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