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宮廷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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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不但武功卓著，而且文治彪炳，對唐代文學，特別是初唐文學的發展起過巨大作用。因襲六朝文風與改革六朝文風的矛盾在他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太宗在即位前就很重視招納文人，即位後，更注重文治，曾曰：“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舊唐書·音樂志》)。他設定弘文館，廣召人才，並與之討論典籍，雜以吟詠，很快就在他周圍集結了一批宮廷文人，如“十八學士”之類，當時的名人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李百藥等皆在其中，形成了良好的創作氛圍。他本人也“博覽群書，總其巨集細，殆及萬卷，遒文麗藻，一時冠絕”(《冊府元龜》卷四〇)，留下了大量詩文作品。

在文學主張上，太宗力革浮華文風，提倡務實精神。他在《帝京篇十首序》中說：“皆節之於中和，不繫之於淫放。……釋實求華，以人從欲，亂於大道，君子恥之。”《貞觀政要》又記他說：“朕若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又批評揚雄、司馬相如、班固等辭賦，“皆文體浮華，無益勸誡”(《貞觀政要》卷七)，這些主張出自帝王之口，對扭轉一代文風當起至關重要作用，對後來唐代務實文風的形成也有深遠影響。

在詩文寫作上，太宗更多呈現出矛盾狀態。受時代濡染，他很難完全擺脫六朝以來綺麗文風的影響，曾自稱“好作豔詩”(《大唐新語·方正》)。就其流傳的詩文看，大都仍屬於酬唱應和之作，雍容華貴，宸藻豐麗，有些詩歌還直標“學庾信體”，受樑陳遺風的影響頗深.這類詩比起他的文治武功真顯得“無丈夫氣節”(王世貞語)。但反對浮華、提倡務實的主張使他的詩文又呈現出一股通脫樸實之風;政治上的雄才偉略又使他的詩文增強一股渾灝雄拔之氣，終不同於一般庸主，更不同於樑簡文陳後主之流。

紀行、寫景、詠物，並藉以詠懷抒情，總結歷史教訓，闡明自己的.政治見解，是太宗詩文中較有意義的內容，正像《帝京篇序》所言：“追縱百王之末，馳心千載之下，慷慨懷古，想彼哲人，庶以堯舜之風，蕩秦漢之弊”構成了他詩文內容的基調。如《貞觀政要》記載太宗與臣下談論以隋亡為戒者多達四五十處，“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之類的話亦出現過五六次之多。太宗的詔令也不同於一般應用之文，常筆帶感情，更吸　收了曹操通脫清峻之風，語言常駢散結合，如《令州縣舉孝廉茂才詔》：

朕觀前烈，建國君臨，未有不藉忠良，而能濟其功業者也，朕顯承宗祀，獲奉鴻基，側席求賢，有年載矣。而山林莫致，珍玩必臻，豈朕好惡之情未達於下?其令州縣舉孝廉茂才好學異能卓犖之士。

簡潔明快，幾乎全用散體，在駢文充斥的初唐文章中尤顯可貴。其詩歌亦不乏頗有氣魄者。如《正月臨朝》雲;“車軌同八表，書文混四方”，《幸武功慶善宮》雲：“揮八方定，懷柔萬國夷”;《過舊宅》雲：“一朝辭北地，四海遂為家”;《詠風》雲：“勞歌大風曲，威加四海清”等，都非衽席之間，閨闈之內所能容納，道出了一個躊躇滿志的君主的心聲。又如《經破薛舉戰地》：昔年懷壯氣，提戈動仗節。心隨朗日高，志與秋霜潔。移風驚電起，轉戰長河決。營碎房星沉，陣卷橫雲裂。一揮氛沴靜，再舉鯨鯢滅。……真有劉、項《大風》、《垓下》之氣魄。

宮廷文人於太宗時臻於極盛，中宗武后時仍綿延不衰，他們多身居高位，親近皇帝，以箴規、應制、頌美、娛樂為詩歌主要內容，除箴規類作品較有意義外,其餘內容多充滿臺閣氣，其主要成就在於發展了聲律學，使律詩走向定型。影響較大者有以下數人:

魏徵(580~643)，宇玄成，曲城(今山東省掖縣)人，是太宗時最敢“犯顏正諫”的人，官拜諫議大夫，檢校侍中等職，深受太宗重用。太宗曾說，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卒後，太宗嘗感嘆道：“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徵歿，朕亡一鑑矣。”(，《隋唐嘉話》)因而魏徵是最典型的箴規諷諫型文人，在這一點上，與其他宮廷文人有別。他的代表作當推《諫太宗十思疏》，他先以居安思危，敬始慎終警告太宗：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吳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

句句切中要害，令人警覺;然後一口氣列舉了“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等十項所思之處，更增添了一種挾海上風濤的氣勢，具有很強的感染力。魏徵的詠懷詩寫得古樸蒼健，如《述懷》雲：“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系南粵，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悼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把一個忠諤之士的胸懷抒發得淋漓盡致。

上官儀(約616~664)，字遊韶，陝州(今河南省陝縣>人，官至祕書少監兼弘文館學士。太宗屬文，多令起視稿.他的詩十之八九是奉和應詔之作，綺錯婉媚，時謂“上官體”，也是唐代第一個以個人名義命名的詩體。如，《八詠應制》曰：“瑤笙燕始歸，金堂露初晞。風隨少女至，虹共美人歸。”純屬典型的齊樑宮體。他的某些寫景詠懷詩“音響清越，韻度飄揚”(胡應麟《詩藪》)，非齊樑諸子可比，如：“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入朝洛堤步月》)，“落葉飄蟬影，平流寫雁行”(《奉和秋日即目應制》)。他的主要貢獻是在律體詩的建立上，特別是他總結的六對(正名對、同類對、連珠對、雙聲對、疊韻對、雙擬對)、八對(的名對、異類對、雙聲對、疊韻對、聯綿對，雙擬對、迴文對，隔句對　以上均見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七所引)之說，雖較繁瑣，但對於規範律詩對仗，探索其內在規律，終有一定貢獻。上官儀的女兒上官婉兒才華橫溢，深得中宗及武后的賞識，君臣宴集賦詩，，常令他評選優劣，故有“秤量天下”之稱，可見宮廷詩人在當時地位之重要。

沈佺期(約656~714)，字雲卿，相州內黃(今河南省內黃縣)人，官拜太子少詹事。宋之問(約656~712)，字延清，弘農(今河南省靈寶縣)人，官至考功員外郎。二人官位雖不很高，但都傾心諂媚武則天的權臣張易之等權貴。據《新唐書·宋之問傳》載，易之所賦諸篇，多出自他們代筆，“至為易之奉溺器”。他們的作品大多為應制、頌德之作，格調低下，但某些非應制作品也有寫得較好者，特別是晚年被貶後，感情真切深摯，風格與早年的頌德之作迥然不同。如：

聞通黃龍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裡月，長在漢家營。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

情。誰能將旗鼓，一為取龍城?(沈佺期《雜詩三首》之一)

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

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為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沈佺期《古

意》)

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

開。明朝望鄉處，應見嶺頭梅。(宋之問《題大庾嶺北驛》)

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宋之問《渡漢江》)

沈佺期的兩首詩都將征戍之苦與思親之情結合在一起，韻調悠揚。前者的意境和李白的《子夜吳歌》、《關山月》相似，後者的風格更近似樂府民歌。宋之問的兩首詩都作於被貶之後，前者借景抒情，後者直抒其懷，感情都很真切。老杜《述懷》“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訊息來，寸心亦何有”，即從“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化出。

沈宋的成就主要是使律詩進一步定型規範化，沈佺期尤以七律擅長，宋之問尤以五律著稱。二人歷來並稱，對律詩的規範起到重要作用，並得到一致公認，如李商隱《漫成》雲：“沈宋裁辭矜變律”。律詩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道路。早在樑陳時代，一些五七言詩已暗合後來律詩的格式，但不容否認，很多詩或平仄失調，或只對不粘，尚未形成明確統一的格式，沈宋的貢獻正像《新唐書，·宋之問傳》所說：

魏建安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

從“回忌聲病，約句成篇”到“學者宗之”，能看到他們在約定俗成的基礎上使律詩進一步規範化，並得到時人公認的作用。上舉的四首都是律詩，不但平仄合律，粘對嚴格，而且五律寫得古樸蒼健，七律寫得綿密深長，絕句寫得含蓄蘊藉，深得律詩之精髓。胡應麟《詩藪》評曰：“五言律體，兆自樑陳唐初四子，靡縟相矜，時或拗澀，未堪正始。神龍以還，卓然成調。沈宋蘇李合軌於先，王孟高岑並馳於後。新制迭出，古體攸分，實詞章改變之大機，氣運推遷之一會也。”對沈宋於律體的貢獻作了公正的評價。

“文章四友”是指李嶠、蘇味道、崔融、杜審言。其中以杜審言成就最高。杜審言(約654～約708)字必簡，襄陽(今湖北省襄陽市)人，是杜甫祖父，為人恃才謇傲，嘗謂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新唐書》本傳)。詩風“整矣，暢矣，開詩家齊整、平密一派門戶”　(鍾惺(唐詩歸》二)。因而學起來有法可循，對後人，特別是對杜甫影響很大。杜審言最善長五律，《詩藪》稱他為初盛唐五律之冠，又稱這些詩“皆氣象冠裳，句格鴻麗，初學必從此門入，庶不落小家窠臼”。七律和七絕寫得也工密清麗，還喜歡寫長篇排律，有長至四十韻者。所以杜審言的功績也在於對律詩有建立之功，而且更側重對律詩內容格調的探索，正如胡應麟《詩藪·內篇》所評：“唐初無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體之妙，杜審言實為首創。”其傳世之作為《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

全詩結構清晰，抒情寫景結合緊密，轉換自然。第二聯意境開闊，第三聯感觸細膩，確實有章可循，難怪被後人推為初唐五律第一。